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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李自成在北京只待了42天?

2019-04-28 11:17:36 来源:东盟网 编辑: asean168 点击:

2019年4月26日 星期五

农历乙亥年三月二十二 《水 图》宋 马 远

“天下之患,最不可为者,名为治平无事,而其实有不测之忧。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,则恐至于不可救。”【典出】﹝北宋﹞苏轼《晁错论》

——习近平《在新疆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》等文中引用

公元1644年的甲申之年,是中国历史上时局最动荡、政权更迭最频繁、政局最复杂的年份之一。

这一年共出现了五个政权组织,包括崇祯的明政权、李自成的大顺政权、张献忠的大西政权、顺治的清政权和南明弘光政权,在北京称帝的就有三个。

其中,明政权弊病丛生,积重难返,被取代实属必然;清政权最终把握住机遇,建立了统一国家。

而先于清军进入北京的李自成却迅速败亡,看似众望所归,却在短短100多天里上演了从“势如破竹”到“兵败如山”的大逆转,在北京42天后就仓皇撤离,这其中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呢?

明朝灭亡的历史大势

崇祯十七年(1644年)大年初一,李自成在西安建国,国号大顺,年号永昌。

正月初八,他率大顺军兵发北京,对明王朝发起总攻。二月,大军渡过黄河后,由李自成亲率主力军,经太原、大同、宣府、居庸关,剑指北京城。

另一路大军则由大将刘宗敏率领,沿黄河北岸挺进,经怀庆、潞安、大名、邯郸、保定,与主力军形成包围之势。大顺军所到之处,宣传“除暴安良”“蠲租免税”,明朝的官员士绅闻风而降。

三月十五日,李自成的大军已抵达北京郊区的居庸关。

大顺军这一路,除了在山西的宁武关受到明总兵周遇吉的抵抗外,其余各地均望风而降,像明朝九边重镇之一大同镇的总兵姜瓖便是开城请降的,宣府总兵王承胤早早就派人到大同递上投降书,也难怪时任宣大总督王继谟万分感慨地说:“看此时候,无一兵一将一民不反面向贼。”

王继谟是当事人,他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,大明臣民集体倒戈,说明崇祯皇帝和他的明王朝已经众叛亲离,这也恰恰说明李自成进军北京势如破竹的背后,是明朝灭亡的必然。

明朝末年所面临的矛盾过于复杂。

在政治上,国家机构失效,运转难以为继,停摆只是时间问题。

在经济上,明末土地高度集中,严重破坏了国家存在的经济基础,不仅带来财政困难,也影响到了社会的安定。

在军事上,明末军制败坏,军队战斗力下降,加之连年用兵,军费不足,士兵大量逃亡,兵变时有发生,崇祯七年(1634年),陕西巡抚吴甡曾说,“晋中流贼,强半边兵”。

在外部环境上,明末自然灾害连年发生,疾病流行,人口锐减,国家救济不力,大量饥民无法生活,也只能铤而走险。

晚明的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,关外的后金(清)和关内的农民军交替向明朝的统治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冲击。

崇祯帝内外交困,疲于应对,对策又一错再错。

李自成进军北京能一路畅通,从一个侧面表明,明朝灭亡实属必然,“虽当时无流贼之蹂躏海内,而明之亡也决矣”。

四十二天大考不及格

三月十八日,李自成所率主力进抵北京城下,崇祯帝在紫禁城神武门外的煤山上吊自杀。

十九日,李自成和他的大顺军进入北京内城,天下易主,新生的大顺政权取代了已存在277年的朱明王朝。

进入北京城的李自成以胜利者和新天子的姿态开始了权力接管,然而,他在北京城仅仅待了短短的42天,便不得不撤离。

这42天,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呢?

如果说他进入北京是一场新的考试,他到底是如何作答的呢?

李自成在北京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,主要内容包括稳定京城的社会秩序,如严禁进城的军兵骚扰百姓,惩治违法乱纪行为;清理明朝在京官员达二三千人之多,甄别后再做处理;清点明朝国库仓储,没收皇族宗亲的财产,对官僚进行追赃助饷;向京外派驻官员和军队,接管地方,并为南下征战做准备;问民疾苦,开始着手解决土地等民生问题;准备即位典礼,制定典制和礼仪等等,工作量不可谓不大。

李自成在北京做的这些事情重要吗?当然重要。

初进北京城,必须稳定城内的局势,尽快恢复百姓的正常生活,所以要严明军纪,秉公执法;清算明朝皇亲国戚和旧的官绅贵族,也很有必要,他们是被革命的对象,清算也可以巩固革命的胜利果实;追赃助饷既是对明王朝贪官污吏的打击,也是为了保证新生政权的财政供应。

至于外派文武官员、准备南下战争,更显示出大顺政权接管全国的决心和信心。

然而,这些事情却并非都是当时最急迫之大事。

李自成进驻北京,崇祯皇帝已死,大顺政权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已经发生了转变。

因为,此时的李自成实际上控制了长江以北传统中国的主要区域,从他进军北京的摧枯拉朽之势看,他已被视为新的“真命天子”,明朝留下来的政治遗产将是他统一中国的重要资本。

李自成的首要政治任务,是控制北京的政局,让国家机器运转起来,稳定社会秩序;首要的军事任务,则是防范关外敌对的清军。

但李自成未能认清时局,分不清轻重缓急,对明朝旧官僚贵族不能有效地拉拢利用,为自己所用。

对关外的局势,他更是估计不足、缺乏必要的警惕,未做必要的军事部署。

在1644年的大变革之际,李自成坐失稳定和控制全国的最佳时机,42天的大考,显然是不及格的。

胸无大格局

李自成在北京期间未能明察天下大势,没有大格局,也注定了他难有大作为。

关于这一点,我们可以从清军入关前后多尔衮的所作所为,来对比分析李自成的重大失误。

李自成推翻明朝后,以为天下已归自己所有,对天下大势缺乏清晰的判断。

他的第一大错误判断是关外的形势。

李自成竟然对山海关外存在多年的清军势力疏于防范,不派遣重兵防守,显然他对关外的形势相当无知。

多尔衮则不然,在李自成向明朝发动总攻之时,清廷就曾派人与大顺联络,“协谋同力,并取中原”,希望与农民军联手灭明,企望分割胜利果实。

同时,多尔衮和他的谋臣范文程等紧急分析关内外的形势,在他们看来,明朝灭亡已是大势所趋,清朝最主要的对手就是农民军:“明之受病种种,已不可治”“我国虽与明争天下,实与流寇角也”。

清军一直在关外观察时局,密切关注山海关的动静,视盘踞在山海关的吴三桂为决胜的筹码。对吴三桂与清军联手之事,大顺军竟浑然不知。清、顺双方对当时天下格局的把握,让李自成和多尔衮的水平高低立判。

李自成在北京期间的第二大错误判断是国内的政治形势。

在北京,李自成以革命胜利者的姿态出现,他始终保持农民的革命本色,对包括崇祯帝在内的明朝统治阶级采取严厉的打击和镇压措施,本来明朝官僚大多希望为新朝效命,但大顺政权对他们登记的目的主要是追赃逼饷,对三品以上者不予录用且关押到军营,四品以下录用的少数人也要捐银助饷,此举把明朝官员推到了对立面。

反观多尔衮,进入北京后他就高调宣布为崇祯帝复仇、“吊民伐罪”,凡明朝原官员只要归降,录用照旧,品级照旧。

多尔衮充分认识到明朝官员在此动荡之际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,所以先利用再管束,此举在政治上也孤立了李自成。

所以,李自成大军撤出京城之后的三个月内,原来早已归降的华北地区出现了70余次叛乱事件,大都是官绅地主捕捉了大顺地方官,静观其变。

大顺军除了要对付清军的穷追猛打,还受到各处地方武装力量的打击与骚扰。从年初各地的闻风而降、夹道欢迎,到年中各地的反叛浪潮,反差真是太大了。

由此,我们就不难理解,在短短的42天里,李自成的大顺军经历了极盛到大败,一支所向披靡、无往不胜的队伍,在历史变革时代充满偶然与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,因为领导阶层的决策错误,没有能在夺取政权之后及时调整战备策略,对天下大势作出错误的判断,导致革命事业的最终失败,这是值得后人警醒的。

-END-

来源丨学习时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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